“制造强国”和“碳中和”顺应中国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转变的要素供给结构。

根据统计局数据，1980-1989 年中国新出生人口合计2.2 亿；1990-1999 年中国新出生人口合计2.1 亿；2000-2009 年中国新出生人口合计1.6 亿。从新增人口数量来看，从80 后、90 后到00 后，“人口红利”是逐步衰减的。

与此同时，新增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已有2.18 亿人，较2010 年的1.19 亿大幅增长。和2010 年相比，每10 万人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 人。这一点是“工程师红利”形成的基础。

这就是中国新的人口要素供给结构。在要素优势从“人口红利”转向“工程师红利”的过程中，有两大经济战略具备新要素供给结构下的合理性：

一是“制造强国”。在劳动力资源比较密集的发展阶段，中国经济客观上需要第三产业，因为只有第三产业才能绕开资本、技术要素短缺的约束，同时又具备吸纳更多劳动力、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；而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和工程师红利的浮现，劳动力从绝对过剩变为结构性不足，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走向就业市场，只有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才会更匹配这种供给结构，即低劳动力数量供给，高资本要素供给，叠加逐渐形成优势的人才和技术要素供给。所以十四五规划提出要“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”。

二是“碳中和”。在经济发展既定阶段，1人均碳排放量是确定的。在人口快速增长、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阶段，是很难大规模推进碳中和的，这一时段经济增长本质上是粗放型增长，碳排放本质上是工业化的影子指标，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就是最大的民生；而到了“工程师红利”驱动增长、经济向高端制造转型的阶段，“两高一剩”行业的产能得到了化解，经济中的增量资产越来越分布于“专精特新”，碳减排变成了高质量发展的影子指标，推动碳中和具备了人口条件、技术条件、产业结构条件、社会发展条件。

对于中国未来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来说，“工程师红利”是内生驱动，“碳中和”是外生驱动。

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来说，“工程师红利”是一个内生驱动，它可以为我们产业升级提供一个优势－－研发密度。

2020 年，中国PCT 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为25%，居世界第一位。排在后面的依次是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德国。

当然，数量本身并不能完全对应关键领域的核心竞争力，也不能完全被理解为科技创新能力，在核心科技领域取得进一步突破仍任重道远；但从趋势上看，“十四五”期间政策红利与研发费用的提高将驱动我国推动“工程师红利”要素的进一步激活，以及各行业研发创新的加快，这是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基础。

同样，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来说，“碳中和”是一个外生驱动，倒逼产业变革。碳中和本质上是一个类“科斯定理”的作用机制。在“碳中和”的大框架下，公共政策为负外部性设限，市场为负外部性定价，消费者通过生活方式改变为负外部性用脚投票，倒逼企业将外部成本内部化，从而推动企业寻求产业路径和技术路径上更好的解决方案。用外部成本推动能源结构、产业结构、技术结构达到最优，这也是碳中和的一个重要意义。

长周期看，碳中和将对于大类资产定价过程产生深刻影响。

从过去三十年的经验看，大宗商品每10 年一轮周期。比如1990 年开始的10 年全球处于通缩周期，商品价格整体趋势往下，主要背景是80 年代美国抗通胀政策的滞后影响，叠加“新经济”背景下轻资产的趋势；2000年开始的10 年全球处于再通胀周期，商品价格震荡往上，主要背景是加入WTO 后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，叠加发达经济体居民部门加杠杆；2010 年开始的10 年全球又处于通缩周期，商品价格震荡往下，主要背景是中国消化建筑产业链和传统制造业过剩产能，发达经济体居民部门去杠杆。

至2020 年前后，经过“十三五”期间的持续去产能和疫情期间供给端的加速出清，中国工业部门产能过剩的情况已实质性缓解，2021 年上半年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已近78%，黑色金属、有色、煤炭、化工等行业产能利用率也分别至阶段性新高。工业品供求紧平衡的特征也已初步呈现，典型表现之一是价格对于供求边际变化的敏感度较高。

往未来十年看，一则产能利用率起步在正常位，已实质上不同于过去10 年产能过剩压制价格；二则全球“碳中和”推进将进一步助推供给收缩，“最低碳价”的框架下，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棘轮效应将会带来工业品成本上升、质量上升、优胜劣汰；三则“制造强国战略”之下，制造业将再度占据产业引领位置，新能源车、半导体、工业机器人等一些新兴制造业行业崛起，这一点不同于过去10 年移动互联网所带动的轻资产投资周期；四则走出疫情的过程中全球不排除会出现资本开支周期的共振。

这一点将对大类资产表现产生深远影响。低传统通胀是过去10 年资产定价特征的基础前提之一，它导致全球不少经济体货币政策缺少约束，利率单边低位，权益资产久期不断被拉长。碳中和推进的大背景下，未来可能会有所不同，它影响全球商品的弹性，商品影响利率，利率影响对于权益资产久期的理解。这一点是我们思考碳中和带给资产定价的影响时不能忽视的。